中文简体 | ENGLISH

News 新闻中心

行业新闻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新闻中心 > 行业新闻

我们在工业上的禀赋更像美国,而非日本和德国

发布时间:2017/12/27   |  查看次数:2349

像工业设计这种东西,没有时间去沉淀是不可能一下子异军突起领先世界的,但是我们中国还有多少时间去沉淀呢?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呢?

说起行销全球的”中国制造“,对于很多人来说,其第一印象还是廉价、山寨的、不耐用等等,而提起德国货、日本货,那感觉十有八九就是耐用、可靠、高精尖等等(中日合资汽车例外)。我们不止一次地想:啥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品也能像德国、日本那样也高精尖起来,中国制造的工业设计也能像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那样出类拔萃?

但是像工业设计这种东西,没有时间去沉淀是不可能一下子异军突起领先世界的,但是我们中国还有多少时间去沉淀呢?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呢?

一、德国、日本制造的核心秘密

要不要学(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学是另外一事。日本德国的工艺制造,根植于他们的产业结构,而他们的产业结构源自于他们的组织形态,而组织形态最终只取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钱从哪里来?没有钱,一切组织都无法构建,而钱在组织内外的流向会塑造整个组织结构。也即是说,组织最根本的取决于他的融资形态,特别是最初起步阶段的融资形态将会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

比如讲,美国企业的最基本的组织形态,来自于它的经理人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发端,与摩根时代,美国铁路大发展,以及巨额的债券融资有关。铁路的出现第一次使得运输业出现了稳定的抵押标的和稳定的现金流,这是与英国传统上依靠保险和股权承载的航运业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使得,铁路的资产价格是以利率计价而非风险计价,换而言之,铁路资产现金流的稳定性使得债券获得了空前的流动性溢价。虽然火车诞生于英国,但是英国本土的国土狭小,而殖民地有民族主义敌对势力不适合投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恰恰有着发展铁路的天生禀赋,国土辽阔,横跨两大洋国内大规模的暴力反对派。这意味着,美国的铁路债务,具有,超高的流动性溢价,极低的风险溢价。这使得美国的铁路债务可以被没有金融知识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美国的铁路债务在民众中极度的分散,这使得债务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极度衰弱,而可以随时撤换的职业经理人则走上了前台。因此美国人构造的是一种不依赖于特定投资者的极端外部融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他们一直寻求各种稳定的现金流资产,流动性不好,他们就想办法增加流动性,次贷即是这一模式的现代版本;风险溢价高的,他们就输出民主增加军事存在,降低地区的政治动荡。

而日本,则是另外一种形态,日本企业的特色就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他们的融资模式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极端的寻求内部融资。这两种制度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终身雇佣制,实际上是一种兜底的供给制,一旦一个组织承诺兜底,那么他就有巨大的内部融资动能。它允诺成员最低生存标准,隔断成员在体制外的生存空间,使得组织成员可以放弃一切为争取兜底而为组织服务。年功序列制,实际上就是老年人向年轻人融资。终身制承诺兜底,把年轻的员工捆在企业内部,年功制则强迫组织内部的年轻人为老人服务。

这实际上是一种战时制度,战时不能对外融资,只能要求成员奉献,战时冲锋陷阵总是血气方刚的新兵蛋子而不是老兵油子。这种制度可能源自于二战前的长期军国制度,而战败后美国由于处于各种实际考虑未对日本的经济结构像它的军事组织一样进行做大刀阔斧的改造。因此战前的保持内部融资的财阀体制被保留了下来,而当时日本人口在40年代战争断层和50年代的婴儿潮,又形成了极不对称的人口金字塔,这两者共同强化了日本企业的内部融资模式。现在这一模式,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企业,更形成了内向的社会融资体系,现在整个日本国债都是由日本人所持有,而最近日本央行的宽松行动可以说是把这一模式的发挥到了极致变态的地步。日本企业社会的融资模式,能在这条死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日本在美国全球分工体系的庇护下会不会破产。因为任何融资方式所造成路径依赖,只有以旧方式的彻底破产方式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是这种典型的案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兜底制和年功制。当时每个国企有医院学校警察局,基本上把一个人生老病死都承包了,而员工又在企业内部以科层进阶,师傅带徒弟,八级技工训黄毛小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这套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整个经济体系融入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不像日本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分工体系,对这一制度进行合理的改良,使其在全球的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中国人在70年代之前就把这套内部融资体系做到了极致,整个国家,无论企业还是财政基本上都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态。破产带来是改革而不是改良。1978年当老邓把两个凡是赶下台的时候,实际上便是宣告了这种代际内部融资的结束。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便成为了一个问题。随着整个80年代的不断摸索,中国社会演进出了一种特有的地域内部融资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体制。利用中国人口众多,但是分布极不均衡的状态,实现了城乡二元的融资模式。当国企、生产队、票证,这类制度消亡的时候,户口制度却神奇的保留了下来。中共对这一计划体制进行了巨大的改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这类基本生活用品的票证,没有粮票你连吃饭都成问题。而改良之后,这些基本生活用品得以流通,而更高级的公共服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基本生活物资的流通以为着人员可以实现长距离的迁徙和短期暂留。而教育、医疗、住房这样的公共服务限制,则把流动人口的大量消费资金留在了东部,同时又利用进入WTO的出口优势,把这些人流的生产性资金也留在了东部。

如果说日本是一种基于时间纵向的内部融资模式内部融资模式,那么中国沿海的城市向贫困的内陆融资就是一种基于地域的横向内部融资模式。这种横向的融资模式,必然决定着人员,乃至技术的大量高速流动和传播。春运这种全民性的候鸟迁徙,山寨之国高效模仿和替代性生产,绝对不可能在日本或者乃至任何其他国家出现,因为这些皆是中国这种特有的横向模式外在反应。中国的技术工人,做不了日本德国那种精益的技术工种,因为人员的高速流动,必然意味着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必须可以复制和适配。因此中国的工业并不长于高端部件的制造,而长于对于复杂工业品的快速低成本的高效整合,从小米手机、华为路由器到高铁莫不是如此。

中国企业乃至社会的这种独特融资模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日本人的道路,我们既不可能特别擅长于精密制造,同时我们的活动范围又比日本来的宽广。日本基于代际的内部融资是内向的,他们走的是老子有儿子儿子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这个套路。而中国基于地域的内部融资本质上就是外向的,我们要比日本更有利于转变为外部融资的模式。因为这种经济体系要求地域足够宽广,当960万平方公里不够拓展的时候,对外输出就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的选择。过去数年,中国企业依靠劳务输出赚取资源的对外输出模式,实际上仅仅是对中国内生模式的一种简单的复制。而现在高铁外交,规划一路一带,即是这种地域模式的升级换代。这些对外的基础设施建设,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一堆固定资产,当宽广的铁路网把这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以后,中国工业那种长于复杂技术高效整合,快速复制,快速适配的工业体系会随着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在这些交通干线的附近输出成一个产业带。而这正是日本企业在数十年对外输出过程中所无法做到的,因为他们的超级精密的技术根植于他们的严格至变态的组织,这使得这些技术无法随着日本企业对外拓展时,在那些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企业组织都相当原始的地区落地生根。而反观中国,由于技术工人从事的都是高度可复制可适配的技术,反而这些工作可以传播的更广,一个安徽河南打工妹打工仔能够熟练操作的工种,一个柬埔寨的工人没有理由学不会。